2050年教育宣言：學會融入世界
時間：2022-03-03 來源：BEEDAsia必達亞洲
2050年教育宣言：學會融入世界
擬定于2021年11月召開的第41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將發布“教育的未來”倡議。作為“教育的未來”倡議的背景資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研究發布《學會融入世界：為了未來生存的教育》報告，提出七個方面的教育宣言，勾勒出2050年后的教育。宣言呼吁，教育必須發揮關鍵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從了解世界到采取行動，再到與周圍的世界融為一體，實現教育范式的根本轉變。
01、前 言
當今時代，我們生活的世界正面臨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不平等、社會碎片化和政治極端主義問題持續存在，不斷侵蝕著社會凝聚力和既有機構制度的公信力，將許多領域推向危機的邊緣。數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的進步蘊含著巨大的潛力，從根本上改變著我們生活、工作、交際、處理知識和學習的方式。這些顛覆性技術既為改善人類福祉開辟了廣闊前景，又引發了嚴重的倫理、社會和政治關切。
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由各界思想領袖組成的國際委員會，發起“教育的未來”倡議（Futures of Education initiative），旨在通過重構教育來改變世界。擬定于2021年11月召開的第41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將發布“教育的未來”倡議。作為“教育的未來”倡議的背景資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研究發布《學會融入世界：為了未來生存的教育》（Learning to Become with the World: Education for Future Survival）報告，提出2050年七個方面的教育宣言。
該教育宣言基于三個前提：首先，人類已經破壞了生態系統的穩定，威脅著地球上的生命，而人類和地球的可持續性是一體的，我們是生態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即使意圖可能是好的，任何通過繼續將人類與世界其他部分分離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嘗試都是妄想和徒勞的；最后，教育必須發揮關鍵作用，在思考人類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用方式中實現范式轉變，進而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從了解世界到采取行動，再到與周圍的世界融為一體。未來的生存取決于我們實現這一轉變的能力。
02、七個教育宣言
第一，到2050年，教育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被批判性地重新評估與調整。我們保留了先前教育中人文主義使命的最好方面——促進正義，但將其擴展到超越單純的人類或社會的專屬框架。
伴隨著對正義的生態重構，我們從根本上重新評估了教育的人文主義知識傳統。在警惕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的今天，我們積極抵制以人類例外論作為前提，拒絕人類統治地球的危險主張。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與人類“進步與發展”密切相關的資本主義式的開采、生產和消費不僅不可持續，而且從根本上破壞了地球的生態系統。不可否認的是，人文主義教育被一種短視的、以人類進步為幌子的持久經濟增長所蠱惑，對教育在確保“可持續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的信仰正逐漸式微。我們不得不承認，通過重申和延續以人類為中心和人類例外論的妄想，教育不僅無法助力問題解決，而且已經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例如，人類可以無休止地對世界采取行動而不受懲罰——要么開發其資源，要么隨心所欲地“改善”它。
為了鞏固一種超越人類的正義觀念，并滿足教育學習如何共同生存的新憲章，我們已經找到了生態協調的替代方案，承認所有地球生命、實體和力量的集體能動性和相互依存性。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學者為回應“人類世”（Anthropocene）而對人文主義缺陷的批判，拋棄了支持“一個世界”框架的歐美認識論，該框架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一直在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超越西方視野”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南方認識論”和其他非西方思想傳統的“多元化”框架。這些思想傳統假定世界中存在人類以及人類以外的無限世界，它們生機勃勃，互相依存。通過學習和教授多元化原則，我們擴展了對正義概念的認識。
第二，到2050年，人類根植于生態系統之中的觀念將深入人心。我們不僅是社會性的，更是生態性的生物。我們已經消除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界限，所有的課程和教學都牢固地建立在生態意識的基礎之上。
21世紀初，一些人開始注意到科學家的警告，即我們危險的碳排放水平正在引發全球范圍的生態系統崩潰，最終將威脅到我們。但我們仍然堅信人類的智慧能夠“解決”或至少“管理”這些問題——就好像我們還有一只腳在這些生態系統之外。我們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停止自我分裂，擺脫雙重錯覺，即生態系統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和維持人類生存，我們可以通過“管理”它們以達到該目的。我們認識到人類的命運與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要素和力量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接受了生活和學習是生態存在的一個方面。在消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間的學科界限之后，我們以一種全面的生態意識來實踐教育。
第三，到2050年，我們已經不再使用教育作為傳播人類例外論的工具。我們在超越人類、集體和關聯的能動性概念指導下開展教學工作。
既然我們已經打破了現代學校教育中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我們就不再推崇人類例外論及其排他性的人類理性和能動性的“笛卡爾邏輯底線”。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這些妄想的邏輯證明了“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的等級和剝削關系，才導致了“人類世”。我們也認識到，現代教育系統地踐行了人類例外論，將教師和學生定位為主觀的全知主體，將“外面”的世界定位為有待研究和了解的惰性物質。到21世紀初，對超越人類、集體和關聯的能動性的認識不斷加深。然而，這些對能動性超越人類的重新認識，在教育政策和學校教育的日常實踐中獲得吸引力的速度要慢得多。直到21世紀20年代中期，“人類世”的影響真正開始顯現，我們才不得不承認，我們需要利用地球的變革力量，因為我們無法單獨做到這一點。為此，我們開始了一項巨大的任務，根據超越人類、集體和關聯的能動性概念，從根本上改革我們的課程和教學。我們不再依賴人類的智慧和技術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最終辦法，而是正在學習如何成為地球上生命的眾多參與者、創造者和塑造者之一。
第四，到2050年，我們已經拋棄了教育的人類發展框架，不再擁護個人主義，而是培養集體的性格和樂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際關系及超越人際的關系。
在教育領域，發展邏輯最初通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兒童研究運動提出，這場運動要求對兒童進行廣泛的科學觀察。到20世紀末，以兒童為中心的學習已經成為一種受人尊敬的發展主義概念，并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幼兒和小學課程的設計針對兒童的需要和興趣，并契合學生獨特的特點。教育加強和支持兒童學習者成為自主的、自我調節的、理性的和能動的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以兒童或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方法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借鑒了看似“進步的”西方價值觀，如民主和個人自由。幾十年來，國際發展機構經常將其作為一種普遍的“最佳實踐”加以推廣，它在各種情況下取代甚至有時消除了替代性的教育實踐。
隨著“人類世”的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顯現，教育顯然并沒有幫助年輕的學習者為面臨危險的未來生態做好準備，需要一些與20世紀人類發展框架下所指導的過時的個人主義截然不同的東西。在這個階段，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受到了質疑。從2018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學生運動將全世界數百萬人帶上街頭，宣布無休止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是一場生態災難，并要求各國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對氣候變化采取緊急行動。他們可以看到，教育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一部分，否則教育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他們呼吁為未來的生存提供一種完全不同的教育。教育工作者開始傾聽并動員支持。在學生們的堅持下，我們現在已經把教育從無限經濟增長和人類發展的雙重邏輯中脫鉤，重新整合到生態生存的邏輯中。認識到在“人類世”，人類與人類以外世界的命運和未來是不可區分的，我們圍繞著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系的原則重新調整了教育，使每個人和每件事都成為地球生態社區的一部分。現在我們教育實踐的特點是對“他者”（Earth others）開放——無論是其他人類、物種、土地、祖先，還是半機械人（cyborgs）和機器。這些開放的關系構成了一種受歡迎的和修復的立場，“歡迎驚喜，接納希望，建立聯系，容忍共存，并為新事物提供關懷”。
第五，到2050年，我們已經重新認識到我們生活和學習的世界。我們的教育學不再把“外面”的世界作為學習的對象。學會與世界融為一體是一種情境實踐，也是一種超越人類的教學合作。
在已受損的地球上，負責地、恭敬地教授和學習生活藝術的新憲章要求我們挑戰教育中最基本的二元結構——“主體/客體”的劃分。在整個20世紀到21世紀初，主客體的劃分一直沒有受到挑戰。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理性的人類主體了解外面的世界。世界一直是研究的對象，而人類一直是認知的主體，學習外在的世界。在新憲章中，教育者根本不可能繼續利用和再現這一主客體劃分。現在，我們在生態意識的引領下繼續前進，它堅定地將所有人類重新定位為生態局內人，并早已嵌入到生態系統中。比較教育、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等各行各業的教育者也在努力超越主客體鴻溝，重構學習任務。我們認識到，通過調動好奇心、從世界上已經發生的事情中教與學的不僅僅只有人類。這也意味著我們已經采用了“情境化”的教學實踐，它拒絕了“超越的承諾”，而這種承諾只在學習中嵌入。通過情境教學法，我們堅持與真實受損的地球和所有的地球棲息者一起學習“與麻煩共處”。情境教學法的主張已經成為一種對“學習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堅持。我們正滿懷熱情地與我們共處同一世界的人一起學習，作為共同改造世界的一種模式。
第六，到2050年，我們重新分配了教育的任務，賦予它一種宇宙論的使命。教育遠遠超出了主張普遍主義和以人類為中心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和人權觀點。
教育工作者現在完全擁護宇宙論（cosmopolitics）的原則，承認多元性，或承認許多不同世界的共存。我們不再堅持可以追溯到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被廣泛接受的人文主義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用語”，以及其最近重復的“新人文主義”。人道主義憲章不僅未能實現世界和平，而且還揭示了“人類解放的人道主義定義”根本不足以界定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宇宙論教育的方法不是從多個角度揭示一個單一的世界，而是既承認相互聯系的世界的多樣性，也承認我們在包含不同知識、實踐和技術的多物種生態中的糾纏。幾十年來，我們從與動物、物質和機器的融合中學到了東西，同時我們也忘記了如何成為“西方理性的化身的人”。這將教育空間轉變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多元宇宙”的關鍵部分，在這里，每個人和每件事現在都可以為表達或制造多元宇宙的過程作貢獻。到2050年，宇宙論的實踐已經滲透到教育、文化和政治中，以至于聯合國成員國不再滿足于“僅僅是人類……作為唯一可接受的成員”。在2050年9月20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將有幾次會議專門討論聯合國以人類為中心的邏輯的局限性，以及克服聯合國對宇宙論狹隘擁護所必需的哲學和組織變革的緊迫性。激烈的討論后，一致決定以聯合國的名義，把“聯合國”（Nations）改為“自然之國”（Naturescultures），這標志著對宇宙論原則的全面接受，將其作為一種實踐，也作為一種在一個受損的星球上共同生存與死亡的藝術。
第七，到2050年，為未來生存的教育目標已經引導我們在這個被破壞的地球上優先考慮集體恢復倫理。
圍繞我們星球的未來生存，我們現在已經完全重新設想和重新配置教育。我們將教育實踐重新定位在共同的世界，因為我們不再區分社會和環境，也不再將教育作為一種專屬于人類的活動。在致力于尋求代際和多物種正義的激勵下，我們在受到破壞的地球上，已將教育的目標從人文主義憲章轉變為生態正義的一種。與所有這些轉變相一致的是，我們采用了一種全新的道德模式，這是集體的、超越人類的、具有恢復性的模式。21世紀20年代初，人們普遍認為可持續發展戰略失敗了。我們可以通過教育綠色一代和利用人類的聰明才智找到技術解決方案來最終“拯救”地球的假設，也是基于人類例外主義的錯覺。這樣的項目和愿景并沒有滿足時代的關鍵挑戰。通過放棄人類拯救環境的宏大幻想，我們現在能夠專注于更為溫和的目標，即共同致力于包括人類和人類以外群體的共同繁榮，以及一起修復我們受損的世界，即便只有部分修復是可能的。我們終于吸取了教訓，要實現生態正義，我們必須注意與他者的關系。在尋求生態正義的過程中，通過認識到人類與地球上人類以外的他者的關系的價值，我們現在采取了一種道德立場，從根本上偏離了假定的人類掌握和控制的道德高地。這種道德立場對聯合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接受了其新名字和宇宙論原則，注意到世界關系的持續性，并努力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我們在毀滅中可以共同恢復什么樣的世界？很明顯，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通過共同化的過程來實現：當我們重組世界時，人類與地球上的他者融為一體。
03、結論：學會與世界融為一體
“人類世”不僅預示著對人類生存的威脅，而且也證實了人類和自然的歷史、命運和未來密不可分。出于這兩個原因，我們把“人類世”作為一個緊急的警鐘。它要求我們揭露將教育作為人類進步和發展的基礎之論述是一種基于人類高度自我分裂和人類例外論妄想的神話。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對未來生存的思辨性愿景宣稱，有必要與人文教育徹底決裂。我們需要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轉變：從倡導人文主義到踐行生態意識；從爭取社會正義到爭取生態正義；從認識作為社會的人到認識作為生態的人；從堅持專屬的人類能動性到認識到并非只有人類具有能動性；從鼓勵個人發展到培養集體性格；從把教與學理解為人類獨有的活動到把接近世界關系理解為內在的教育；從教學生（作為主體）認識世界（作為客體）到在我們共同的世界中與他者學習；從采用普遍的立場與標準到考慮多元的視角；從倡導人類的世界主義到理解超越人類的宇宙論；從培養人類的環境管理到參與超越人類的集體修復倫理；從學習如何更好地管理、控制或拯救世界，到學習如何融入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要繼續下去，我們一致認為，是時候讓人類放棄崇高的自我幻想，是時候將我們自己重新定位為地球上的生命了。堅定而充分地基于我們宇宙論的世界，擁有完整的生態意識，我們是這個地球上許多相互依賴的生命、實體和力量之一。只有在這些超越人類共同點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敞開心扉，接受教育可能意味著什么，超越讓我們陷入困境的以人類為中心的自負和短視。只有在這些共同的基礎上，與地球上所有生命一道，才能學到我們未來在這個星球上生存所迫切需要的協作、集體和相互修復的經驗。我們不能單獨行動。是時候學會融入這個世界了，在這個世界里，我們已經無法擺脫地糾纏和嵌入在一起，我們將永遠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來源：《世界教育信息》202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