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國基礎教育年度報告

——2021中國基礎教育研究前沿與熱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正確思想指引。在迎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邁進的2021年，教育學術界緊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對接黨和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對中國基礎教育的發展導向、政策舉措和工作方法等展開理論探討和思想闡釋，聚焦黨領導教育事業的百年歷史經驗，研討構建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的著力點，剖析“雙減”政策帶來的新格局，對優質均衡、鄉村教育、創新人才培養、縣中提升等進行思考，努力以創新理論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也勠力為基礎教育事業發展提供強勁的思想動力。

一、黨領導教育的寶貴經驗凝聚成

黨的教育理論

百年彈指一揮間，在黨的全面領導下，中國教育實現了從弱到大、再邁向強國的跨越式發展。一年來，研究者深入研究百年來黨領導教育事業的經驗與成就，從中探尋科學規律。

（一）建黨百年教育發展的經驗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教育的福祉。多位研究者指出：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堅持優先發展教育，教育優先服務國家需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保障人民受教育權利，等等，這些寶貴經驗彰顯了黨對教育性質認識的不斷發展與豐富，也構成了黨的教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2][3]

（二）深入理解“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黨的十九大和全國教育大會提出堅持黨對教育事業全面領導新要求。研究者提出，全面性、系統性與整體性是理解和堅持黨對教育事業全面領導的核心內涵：包括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要全面覆蓋，黨的領導是一個系統工程、黨的領導方法論要堅持系統思維，做好教育領域黨的全面領導體制機制建設的整體性設計，等等。[4]

（三）更加關注黨的教育方針貫徹落地。進入新時代，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研究者認為，一要突出政治性，二要堅定方向性，三要把握時代性，四要尊重規律性，五要體現服務性，六要堅持育人為本。[5] 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通過第三次修改，一大亮點就是“德智體美勞”并列，將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為國家法律。[6] 研究者建議，在教育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未來要把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和教育主張盡快在教育的指導思想、地位、方針、內容和法律責任等方面體現出來。[7]

（四）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內涵提升到新高度。2016年至2020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46份關于教育的重要文件，是歷史上中央給教育系統發文最密集的階段，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優先發展教育的堅定決心。[8] 研究者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的論斷，將國計與民生全面統一起來，把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地位的內涵提升到了新高度。這不僅要求教育適度超前發展，而且要求教育在發揮推進各項事業發展的作用中落實教育優先發展的地位。[9]

（五）立德樹人理論與黨史學習教育相結合。黨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用立德樹人統率“全面發展”，將立德樹人定位于“全面發展”之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重大創新。[10]

建黨百年之際，圍繞立德樹人，研究者對人格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一體化育人體系進行了系統思考，[11][12] 并提出黨的紅色精神譜系是立德樹人最重要的教育資源；黨的紅色精神譜系要融入課程教育教學、校園文化打造、網絡文化建設、社會實踐教育等各個環節。[13] 盡管中小學立德樹人工作千頭萬緒，黨史學習教育活動豐富多樣，但其實質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同唱一個主旋律：不斷豐富和加深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夯實兒童青少年聽黨話、跟黨走的思想根基。[14]

二、全面理解高質量教育體系的

時代內涵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面對《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的“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總要求，高質量的時代內涵、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等成為理論研究重點。

（一）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是衡量教育高質量發展成效的重要尺度。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教育在“質”與“量”兩個維度上達到優質狀態。[15] 研究者指出，從發展的本質要求看，高質量基礎教育要求必須更為徹底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更為完全地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從教育發展的理念導向看，高質量基礎教育要達成三個目標：育人質量的穩步提升、教育公平水平的不斷提高、教育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續發展。[16]

高質量發展還是基礎教育各級各類教育的共同發展，[17] 包括學前教育的普惠規范發展、義務教育的優質均衡發展、高中教育的特色多樣發展。[18]其中，首要要求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19]

（二）著力構建高質量基礎教育體系。研究者認為要在六個“強化”上下功夫：有教無類強化公平、堅持標準強化基礎、“五育”并舉強化素質、辦學多樣強化特色、培養模式強化創新、和諧校園強化安全。[20] 同時，要針對育人過程中的短板弱項集中發力，更好實現“五育”并舉，真實促進學生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的和諧發展。建立以發展素質教育為導向的科學評價體系，深化課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動育人、實踐育人、管理育人、協同育人。[21][22]

（三）營造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和教育生態環境。研究者建議抓好四個關鍵環節：一是各級政府肩負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政府責任，要繼續加大對基礎教育發展的投入。對政府教育績效的考核要更加注重教育過程、淡化教育結果，引導政府將良好教育生態構建作為教育工作的第一要務。二是研制基礎教育學校高質量發展的新標準。三是加快推進教育新型基礎設施體系建設，實現教育教學向技術產品、平臺、應用的轉移，滿足教育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四是開拓“程序正當、決策科學、權責分明、行之有效”的教育治理新局面，激發教育系統內部活力，打通教育系統外部助力。[23][24][25]

三、“雙減”拉動基礎教育

發生格局性變化

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甫一公布，即引發全社會熱議。研究者認為，“雙減”將拉動基礎教育發生格局性變化。

（一）“雙減”是黨中央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作出的重要決策部署。研究者認為，“雙減”切口雖小，但背后推動的卻是一盤改革大棋。從宏觀布局看，“雙減”改革的大思維是克服教育的功利化、短視化，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改革的大戰略是堅持教育公益屬性，推進教育公平，建立高質量教育體系；改革的大格局是全面修復教育生態，保障每位中小學生的健康成長。[26]

從具體舉措看，“雙減”政策對學校教育、校外教育、家庭教育、區域教育都提出了要求：學校教育要發揮主陣地作用，實現高質量發展；校外教育的職能邊界要厘清，不能演變為一心逐利的產業，未來可以在素質拓展、品德培養、閑暇教育等方面發揮自身教育功能；家長要樹立科學育兒觀念，大力推進家校協同育人。同時，“雙減”政策對區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推進基礎教育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改革等都提供了重大機遇。[27][28][29]

正是基于以上研究，學者認為，“雙減”新政發出了教育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強烈信號：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補的局部性改革，而是具有政策組合拳攻勢的系統性改革。[30]

（二）“雙減”落地需要系統思維。研究者指出，要統籌處理好以下關系：做好教育教學中的“減法”與“加法”；平衡好校內教育與校外培訓的關系；[31]思考普職如何更合理分流，等等。[32]

“雙減”落地還需要配套教育制度改革。研究者普遍關注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體制、校外培訓監管機制、課后服務制度、教師管理制度、家校社協同育人機制等的進一步完善，以期通過不同主體的教育權力與利益的合理調適，重建義務教育生態。

也有研究者指出，“雙減”落地存在三個難點，未來要在理論上加以破解：一是深層文化“基因”如何導致“階層躍遷焦慮”，有無緩解可能？二是升學導向的教育何以成為“利益共同體聯盟”，能否各個擊破？三是有無評判學業負擔高低的尺度，能否開發出評價指標“以評促‘減’”？[33]

（三）課堂教學、作業管理與課后服務要“提質升級”。“雙減”的深意不僅僅是解決學生過重負擔的問題，“減”是為了“增”，是為了給學校教育提質增效留出時間和空間。

課堂上，教師要基于班級學生的特需和特長，對學生學習類型和態度心中有數，私人定制、精準供給。[34] 研究者提倡教師設計個性化教學策略，分層教學、因材施教，組織研究型學習、項目式學習和小組合作式學習，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大膽質疑，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35]

作業改進關鍵在控量提質。內容上，作業既要關注不同學科知識之間的聯系，又要重視知識與學生個體生活經驗的整合，還要體現學校所學知識與社會整體發展的關聯。形式上，要實現眼耳手口的整合，可包括書面作業、口語表達、動手操作等。[36]

“課程化”是創造性落實國家課后服務政策的現實之選。研究者提出，課后服務課程應納入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與常規課程一起共享素養目標、共建課程資源、共創機制平臺，避免各自為政進而異化為“兩張皮”，導致二者隔膜甚至相互抵牾。同時，課后服務課程建設既要服從課程建設的一般規律，又不能過度拔高到與常規課程同等要求，做好學習與休閑、自主與指導、計劃與生成的有機統一。[37]

研究者也指出，如何正確理解課后服務實施后學校的職能轉變，對教師課后服務工作如何進行認定，以何種方式確立相應的最低服務金標準等，這些課后服務實施后產生的現實性問題亟須出臺補充條例跟進解決。[38]

四、“和而不同”是

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新時代要義的精準定位

2021年，全國義務教育基本均衡已經全面實現，教育部部署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創建工作。義務教育從“基本均衡”走向“優質均衡”新階段。研究者基于政策文本、實踐探索，對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的發展旨向、基本內涵、均衡內容和維度、均衡范圍、發展方式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一）新時代的優質均衡有著豐富內涵。研究者指出，優質的訴求指向教育質量，是義務教育發展的本質訴求，均衡的訴求指向教育的運行樣態，是義務教育發展的規范性訴求。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就是義務教育以均衡的樣態朝著提高質量的方向持續發展的過程。[39]

與均衡發展相比，優質均衡發展在發展旨向、基本內涵、均衡內容和維度、均衡范圍、發展方式等方面都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在均衡的重心方面，更強調在保障國家義務教育發展最低標準的基礎上，通過教育資源的供需均衡來推動義務教育實現優質發展和特色發展；在對待差異和差距的問題上，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將均衡發展追求的消除差距、實現一致性的發展轉變為達到國家標準、實現差異性發展，以達標后的差異化發展來為優質教育留下發揮空間。在資源配置邏輯上，強調選擇性和適切性；在均衡的內容和維度方面，在教育發展資源達到國家基本標準的基礎上，將教育質量、發展特色、人民群眾的滿意程度等內容納入均衡體系中來，等等。[40]

一言以蔽之，“和而不同”是對我國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新時代要義的精準定位，“和”于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和優質教育的按需供給，“不同”于“不同質”“不同步”“不平均”的教育發展。[41] 為此，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必須擺脫“去和取同”的治理困境。

（二）優質均衡的路徑選擇。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縣域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全面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合理布局城鄉義務教育學校，促進城鄉教育資源按需供給。二是創新教育聯合體模式，因地制宜采用“教育集團”“城鄉教育共同體”“學校聯盟”等模式，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和教育理念共享。三是加快鄉村教育“補短板”“強弱項”，完善城鄉教師統籌管理機制、培訓機制、信息化建設等，提高鄉村教育質量。[42]

作為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微觀基礎，學校應當主動創生新時期最需要的優質教育資源，成為發展的主體。研究者認為，學校要將學生真正置于學校工作的中央，更加關注課堂教學、教師發展、學校管理等關鍵領域。[43] 薄弱學校要學會尋找學校內涵發展的阿基米德支點，可以是文化建設、校本課程開發，也可以是教學改革、信息技術創新。[44]

（三）科學發揮督導評估的指揮棒作用。研究者發現，與基本均衡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相比，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的評價指標體現出評估范圍更廣、評估標準更重質量、評估流程更加精細等特點，如把教學點、特殊教育學校納入評估范圍，對高學歷、骨干教師和專任教師有明確規定、過重課業負擔全部清零以及數據評估與主觀評估相結合，等等。[45]

研究者提出，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辦法落地，需要處理好三方面關系：處理好絕對公平與相對公平的關系，不能削峰填谷，使學校“千校一面”；處理好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的關系，實現面向全體學生與因材施教有機統一；處理好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的關系，達到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受教育質量與水平的實質性均衡。[46]

五、統籌做好

鄉村教育振興和教育振興鄉村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強調：“我們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各項工作，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成效更可持續。”《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需要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撐，要求統籌做好鄉村教育振興和教育振興鄉村。[47]

（一）服務鄉村振興促進鄉村教育整體轉型。研究者普遍認為，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戰略重心的轉移帶動了鄉村教育整體發展規劃的重要轉變：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取向正確認識鄉村教育的新發展階段，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使命強化鄉村教育的新發展目標，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貫徹鄉村教育的新發展理念，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要求構建鄉村教育的新發展格局。[48][49][50] 同時，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包含兩條主線——既以育人的形式促進鄉村教育振興，又以文化重塑的形式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兩條主線的不同服務過程決定了教育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所承載的獨特價值。[51]

（二）新時期鄉村教育的主導性任務。鄉村全面振興要進一步推進鄉村社區宜居化、農業現代化、農民職業化。在這一背景下，方便性的小規模學校將是鄉村社區宜居化的重要指標和需要，有競爭力的基礎教育將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依托與需要，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將是農民職業化的重要支撐與需要。因此，建設均衡、方便、有競爭力、有針對性的鄉村教育將是未來鄉村教育發展的主導性任務。[52]

具體而言，包括多渠道增加農村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繼續改善鄉鎮寄宿制學校辦學條件，保留并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在縣城和中心鎮新建改擴建一批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面向農民就業創業需求，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與技能培訓；等等。[53]

（三）推進鄉村學校“在地化”發展。一是注重鄉村教育空間的在地性和特色的差異性。建議充分利用鄉村空間的未來發展可能性，注重鄉村物理空間、人文空間、市場空間及社會心理空間的有機結合，創新性地建構鄉村教育的鄉土性特色。[54]二是關注鄉村教育文化的再生。建議鄉村教育在吸收“城市中心主義”文化有機內核的同時，發展再生出符合鄉村教育內涵的文化。[55] 三是重視鄉村教育資源的挖掘。建議鄉村學校積極開發大自然中的課程資源，利用好農業勞動的活教材等。[56] 同時，研究者也建議，鄉村教育要有“城鎮化”發展意識，主動與城鎮教育有機銜接，不斷消弭人為形成的城鄉“二元對立”的教育發展不均衡、不對等狀態。[57]

六、高質量發展階段呼喚

更多創新人才涌現

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關注創新人才的培養。他強調，要注重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對科學興趣的引導和培養要從娃娃抓起。邁進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人才的素養構成和培養方式都有了與時俱進的新理解、新變化。

（一）科學認識創新素養。研究者在核心素養的框架下梳理創新人才所具有的創新素養。首先，問題解決是創新素養的根本指向。其次，勞動意識是創新素養的基石，勞動不僅可以積累新的知識和技能，還能提升動手能力與鍛煉堅強意志品質。最后，技術運用是創新素養的重要工具與途徑。[58] 同時，研究者也更加強調創新人才要有家國情懷，要有志于為國家事業發展作貢獻的志趣。[59]

（二）構建大中小一體化的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學界對中小學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的關鍵問題達成五點共識：一是科技創新人才的形成是在一定智商和創造力的基礎上，與外部環境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科技創新后備人才雖然存在智商閾值，但是環境因素對個體產生重要作用。二是兼顧實踐能力與綜合素質的協同發展。三是提供異質化課程，建立動態的個性化發展路徑。四是促進外部社會價值導向與內在個體發展訴求的整合。五是急需構建從中小學到本科、研究生階段全方位的培養體系，提供長周期的研究資助。[60]

在更微觀的層面上，研究者普遍關注到跨學科教育、問題導向教學、項目式學習等對培養創新人才的獨特價值。

七、教師隊伍建設成為

教育改革發展的基礎工作

2021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指出：“教師要成為大先生，做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示范，促進學生成長為全面發展的人。”這一論斷，既深刻揭示了教師的職業特性，也充分體現了對教師角色定位和使命任務的獨特理解。[61]研究者認為，當下，教師隊伍建設已經從過去的保障條件轉變為教育改革發展的基礎工作，需要在理論上進一步突破。

（一）加強和改進師德師風建設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根本保證。從“好老師”到“大先生”，師德養成必須放在首要位置。作為我國文化語境下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話語，研究者認為，師德養成的本質在于教師自身的立德樹人。一方面，把師德與教育教學實踐以及其中的倫常關系緊密結合起來；另一方面，教師要讓德行在自身上鮮活起來，這要求教師必須深刻理解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及其內在的道德要求，并內化于己，成為自我有機的組成部分。[62]

（二）教師專業發展是永恒的主題。研究者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和實踐范式發生重大轉型，已經從外控式轉變為內驅式。[63] 教師要不斷破解自身之各種困惑，不斷提升專業水平、職業技能、事業追求，[64] 將專業發展作為永恒追求。針對教師發展的具體內容，研究者給出建議：持續保持對學科知識的深刻認識，持續保持對學科教學形式的創新，持續保持對學生成長過程的關愛。[65]

（三）“雙減”背景下更需要為教師減負。一是厘清各主體的權責邊界。不在責任清單的事項，學校有拒絕的權利。[66] 二是確保教師時間和空間的“留白”，重建教師專業自主權。[67][68] 三是摒棄考試導向，建立合理的教師評價問責機制。要充分考慮教師合理的教學專業自主需求及其對教育事業的投入度。[69]四是充分發揮學校在教師“減負”中的核心作用。[70]

（四）有效的教師評價是促進教師發展的關鍵。首先，落實師德師風在教師評價中的首位度，把師德表現作為教師資格準入、招聘考核、職稱評審、評先推優的首要要求。其次，聚焦教師履行教育教學的基本職責，包括建立教學述評制度，考核家校聯系情況，發揮績效工資的激勵作用，分配向班主任傾斜、向教學一線和教育教學效果突出的教師傾斜等。[71]

也有研究指出，理論界對教師評價還有一些爭論，如多元化主體是否客觀，評價標準應該是共同統一的還是應該注重教師的個體差異，評價結果的運用到底應該注重自我反思還是專業指導，等等。[72] 解決這些爭論需要進一步思考，如多元化主體有效性的爭論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即評價者的評價素養，從而對中小學教師評價實施提出了更加專業化、科學化的要求。[73]

八、新時代要樹立“整體健康觀”

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關注青少年健康問題。研究者也高度重視這個話題，并發現，對于青少年群體而言，理應對其“健康”提出更高要求，其體能與心理健康水平應進一步改善。

（一）加強青少年身心健康現代化治理。研究者達成基本共識：現代的“健康”觀是整體健康，包含生理、心理、社會等多個層面，因此新時代學生健康治理需要構建政府主導、學校為主、家庭撫育、社會共建和個人負責的新型治理格局，實施系統性、多元化的健康干預。[74][75][76] 就學生體質健康促進而言，當前政府已處于吸引多元力量參與、以測試數據為核心的靶向型精準治理快速轉型期，向涵蓋學校健康促進、社會體育公共服務、家庭健康環境支持的綜合性社會事業轉變。[77]

研究者還關注《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以及“五項管理”等對學生健康管理提出的明確要求，對學生健康方面的研究也更加具體細化，對中小學生近視、睡眠、形體等有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二）學校體育改革要突破固有思維。研究者普遍認為，學校體育要從“傳統體育”向“新時代體育”轉變。突破固有教學模式，實現體育課程“教會、勤練、常賽”，通過“玩”將“被動體育”變為“主動體育”，從學校“孤軍奮戰”向“家校社聯動”轉變；突破固有評價體系，實現評價體系的實時監測、增值評價、科學反饋、全方位干預等功能，促進學生體育學業評價和升學體育考試的科學化，從“單一評價”向“綜合評價”“發展性評價”轉變。[78][79][80][81][82][83][84][85][86]

（三）加強學生心理健康服務與管理。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可分為三級進行構建：一級是面向全體學生、以預防教育為主，注重潛能的開發和心理素質的培養；二級是以解決心理問題為主，針對普遍的心理問題進行輔導和咨詢，消除學生心理障礙；三級是以治療心理疾病為主，針對有心理障礙和疾病的個體進行心理診斷和治療。[87] 近年來，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多孩時代等新社會背景下，研究者對青少年抑郁、網絡沉迷等高度重視，提出了家長積極與孩子溝通、關注孩子心理情緒，家校助力孩子養成課外體育運動習慣以及政府出臺相關法律法規等建議。[88][89][90]

九、投入與人才是

振興縣中教育的關鍵

2021年12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十四五”縣域普通高中發展提升行動計劃》，從生源保障、教師隊伍建設、托管幫扶、標準化建設等方面，給“重振縣中”提出了一攬子頂層設計。研究者為頂層設計如何落地提供了大量的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

（一）政策層面要加大對縣中的傾斜和扶持力度。多位研究者注意到，充足的教育經費投入是縣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他們建議：一是各級政府進一步加大縣中發展的財政投入，堅持工作部署優先安排、財政資金優先保障、基礎設施優先建設、公共資源優先配置。[91] 二是完善縣中教育財政經費分擔機制，實施中央、省、縣（市區）按比例分擔機制，中央財政加大對財政困難縣的縣中教育經費專項支持。[92] 三是上移普通高中教育經費的統籌級別，由省級政府統籌，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普通高中教育經費投入的多級政府分擔機制。[93]

（二）多方位保障縣中教師隊伍建設。如何讓優秀教師“下得去”“留得住”是振興縣中教育的關鍵。研究者提出，要出臺穩定和招聘縣中教師的方案，給予他們扎根縣中教育的物質資源和制度支持，如適當提高中小學高級教師崗位比例，正高級教師崗位設置適當向縣中傾斜，統籌市、縣教師配置，人隨崗走，人走編動，破解師資結構性失衡的現象，并做到市、縣同工同酬、同崗同酬，最大化調動縣中教師主動參與學科育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等。[94][95][96]

同時，要保護縣中完整的師生結構，還應當禁止省市超級中學進行跨區域招生，通過保護縣中的生源結構重建縣中發展的基本盤；要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程序辦理教師流動手續，制止發達地區、城區學校到薄弱地區、縣中搶挖優秀教師。[97][98]

十、家校形成育人一體化“島鏈”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家庭教育工作。2021年通過的家庭教育促進法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家庭教育不是教育的“孤島”，而是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一體化的“島鏈”。

（一）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離不開家庭教育。2021年頒布的家庭教育促進法把傳統的“家事”上升為關乎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穩定的“國事”，研究者認為具有兩方面重大意義：一是從法律上確立了父母家庭教育的職業角色地位，二是從法律上確立了全社會支持家庭教育的義務。[99] 該法提出的家庭教育五項要求，可視為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則，也可視為對家長教育觀念的一次厘清，如尊重未成年人身心發展規律和個體差異，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嚴，家庭教育的智慧就是盡可能通過“不教之教”去影響和改變孩子，等等。[100]

（二）家庭教育當回歸育人本質。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一樣，要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101] 為此，家長須具備教育勝任力，包括個性品質、資源能力、溝通能力以及協同能力等。[102] 研究者建議，一是完善家庭教育能力支持系統，強化各級政府對家庭教育的主導責任，以街鄉為主體、以社區為單位，建立起家庭教育法律支持、政策支持、資源支持和服務支持緊密結合、系統配套的家庭能力建設支持系統。二是提升多樣化家庭教育服務。三是加強家庭教育專業隊伍建設。[103]

（三）家校合作呈現出制度化趨勢。研究者對現代家校合作共育的體制和機制究竟是什么，如何通過家校合作形成更加開放的大教育制度等新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建議：一是做好政策配套，實現“五個納入”：家校合作納入國家和各級教育發展規劃；納入各級教育行政編制；納入教育財政預算切塊和撥款獎罰機制；納入高校專業培養、校長教師在職培訓；納入各級政府統籌評估。二是加強以研究為基礎的政策制定。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明顯的國家，對家校合作多樣化現狀到底怎么正確估計？如何編制出有較強時效性的家庭教育指數和家校共育指數？都是亟待解決的重要理論問題。[104]